我父亲曾说过，好莱坞的从业者是美国真正的“贵族”，其他美国人只是“平民”。这个概念与其说体现了世界对我父亲的看法，还不如说是他对自己的看法。毕竟，我的父亲曾经两次获得奥斯卡奖提名，也认识伊丽莎白·泰勒和弗兰克·辛纳特拉。难道这些条件不足以让他成为，用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珀西·雪莱的话说，“未受承认的世界立法者”吗？

  8月底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听完工会领袖、州参议员、小镇市长、中西部州的副州长以及其他形形的立法者对着麦克风滔滔不绝地讲了几个小时后，演员兼导演托尼·戈德温（Tony Goldwyn）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舞台中央，父亲的智慧之言再度浮现在我脑海中。

  “你好，芝加哥！”戈德温的声音浑厚、亲切又迷人，他的目光笔直又坦率，讲话风格就像在参加威尔希尔大道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熟练展现了无艺术性这种最高级的艺术表演。“哇哦，这个开场白怎么样？”他打趣道。

  老实说，戈德温到底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登场，把一分钟前还如乌合之众般喧闹的政治经纪人、政客与手持标语的民众凝聚在一起，开启一场庄严的庆祝仪式。所有人都知道，站在芝加哥联合中心舞台中央的托尼·戈德温成为了菲茨杰拉德·格兰特三世的化身——不是现实中的那位前总统，而是他在珊达·莱梅斯编剧的《丑闻》剧集中所饰演的美国总统角色。

  在美国政坛，这种刻意且自觉地将艺术与生活混为一谈的公共表演已经屡见不鲜。卡玛拉·哈里斯成为提名的候选人之后数周内，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与乔·贝哈（Joy Behar，两人均为美国喜剧演员，观察者网译注。）在筹款活动中四处奔走，踩着纽约长岛豪宅中剪裁考究的草坪，仿佛《仲夏夜之梦》中的“荒野森林”——一片充满魔法与幻象的森林——被搬到了汉普顿。

  简而言之，娱乐、政治、新闻媒体与金钱之间的界限已经被无可挽回地打破。英国摇滚歌手罗德·斯图尔特（Rod Stewart）嘲笑特朗普有“橙色的皮肤”，美国演员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y）谴责这位前总统是“仇外的法西斯主义者”，一切都表明，这些名人自带的某些力量可能会把哈里斯抬进椭圆办公室。

  从卡迪·B（Cardi B，美国说唱词曲作家）到查莉·XCX（Charli XCX，英国歌手、作曲家）——更加不用说还有丽珠（Lizzo，美国说唱歌手、演员），哈里斯的“洛杉矶帮”组成了声势浩大的华丽阵容，各路明星、家喻户晓的名人慢慢的开始在推特和照片墙上掀起“卡玛拉狂热”。关于哈里斯将获胜的预测在追星粉圈中传得沸沸扬扬，这些讨论与摇摆州（如佐治亚州、密西根州的部分选区）选举人团的地理分布没有一点关系，而是更接近好莱坞大道上的那种“明星地图”，为包括《鲁保罗变装皇后秀》女星在内的所有哈里斯支持者提供了可以共情的期许。

  老实说，在全代会召开的前几天里，我本来什么都不想写，打算用黑体字罗列一份上述名人的名单，这足以达到2500字的约稿要求，再把名单寄给UnHerd编辑部，然后收工。

  哈里斯的支持者还包括环球影业公司的董事长唐娜·兰利（Donna Langley），创新艺人经纪公司（CAA）董事总经理克里斯·希尔伯曼（Chris Silbermann）和迪士尼娱乐公司联合董事长达娜·瓦尔登（Dana Walden）。前华特迪士尼影业集团主席杰弗里·卡森伯格（Jeffrey Katzenberg）与福克斯广播公司创始人巴里·迪勒（Barry Diller）也为她的竞选慷慨解囊。

  所有这一切都让自命不凡的记者和大选赔率预测者开始大谈特谈，仿佛他们也是娱乐行业的圈内人一样。总体来说，在许多人眼中，哈里斯挑选竞选伙伴的过程仿佛真人电视秀《单身女郎》的某一集节目。有着“灰女士”之称的《》也无法诱惑，而是用电视节目的语言描述哈里斯对蒂姆·沃尔兹的选择：”如果哈里斯女士的竞选从《副总统》开始，那么如今她的竞选则走向了《足球教练》（两者均为美国电视剧名）的剧情。”

  就连《华尔街日报》也使用了斯威夫特·拉扎尔（Swifty Lazar）的语言，精辟地（如果不是原创地）指出哈里斯的副手就像是《胜利之光》（美国体育电视连续剧）中的泰勒教练。

  总统候选人、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与精选搭档蒂姆·沃尔兹一同出席活动视觉中国

  这一切令人毫不意外，因为早在“真正的”家庭主妇出现之前，美国政界与好莱坞的公关办公室已经在利用人们的悬置怀疑（suspension of disbelief，起源于古希腊罗马的戏剧原则，即观众忽视虚构的不真实性，从角色的行为和经历中体验宣泄，观察者网译注。）。这又要说回到全代会演讲台上的托尼·戈德温——一位演员、导演，也是青出于蓝的“星二代”。他站在那里，就像一位真正的好莱坞“贵族”，对自己主持世界政治未来的能力充满信心。

  好莱坞与华盛顿都分享这种狂妄自大，以及其它的一些东西。两者都建立在家族传承之上，从约翰·亚当斯和他的儿子昆西·亚当斯到纽约的洛克菲勒家族，马萨诸塞州的肯尼迪家族和亚利桑那州的尤达尔斯家族（Udalls），更加不用说如同“哈特菲尔德-麦考伊家族宿怨”一般，正势如水火的奥巴马家族与特朗普家族了。

  与此同时，美国西海岸也有世代传承的家族，包括巴里摩尔家族、科波拉家族、道格拉斯家族、方达家族和雷德格雷夫家族。如同所有的王室家族一样，他们的血脉传承最终都走向低能与堕落。比如，卡戴珊家族。

  一般来说，这些家族的创始人都是白手起家。托尼·戈德温的爷爷是来自纽约格洛弗斯维尔的一名手套制造商，斯穆尔·格尔巴菲斯（Szmuel Gelbfisz）。他在1913年的冬天来到美国西部，参与制作了好莱坞第一部大型电影。他先是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塞穆尔·戈德费什（Samuel Goldfish），后来成为了山姆·戈德温（Sam Goldwyn）。

  1924年，老戈德温把自己的电影业务卖给了路易斯·梅耶（Louis B. Mayer）——身无分文的废金属商人的儿子。梅耶这位天才最早意识到，华盛顿与好莱坞是一对刚出生就被分开的双胞胎，一位精明的电影制片人也许能够继承雪莱那质朴又浪漫的诗人情怀，成为“世界的立法者”。

  本着这种自命不凡的精神，梅耶竭尽全力支持命途多舛的总统候选人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他为美国保守派输送了两位当时最耀眼的明星：埃塞尔·巴里摩尔与莱昂内尔·巴里摩尔（Ethel & Lionel Barrymore)。虽然美国之后迎来了大萧条，梅耶还是努力为金杰·罗杰斯、阿道夫·门吉欧、加里·库珀与沃尔特·皮金的发展铺平道路，让他们打出保守主义的古板旗帜。另一方花了好几年时间才跟上脚步，但到了1940年，超过200位好莱坞明星——包括露西尔·鲍尔、亨利·方达、汉弗莱·鲍嘉与格劳乔·马克斯在内，组成了“支持罗斯福的好莱坞”，好莱坞的自由派从此诞生。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好莱坞黑名单”事件不可避免地在左右翼之间划下战线，我碰巧对此事略知一二，因为我的父亲曾为“好莱坞十君子”（1947年，十位美国作家与导演因拒绝向国会麦卡锡主义的委员会提供证词而遭到好莱坞封杀，观察者网译注。）中最知名的道尔顿·特朗勃（Dalton Trumbo）的作品代为署名，这令父亲日后在好莱坞的职业生涯陷入麻烦。加州的反进步主义政治对父亲来说不是一个好兆头，他是持有党员证的美国成员，还是米高梅公司的编剧。

  在麦卡锡“大清洗”的影响下，父亲那毫不遮掩的左翼议程遭到了持续，而右翼化的好莱坞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先知”角色——漫步在华纳与环球影视公司外景地的“冒牌牛仔”们：加里·库珀、约翰·韦恩，以及“好莱坞黑名单”事件最大的受益人——罗纳德·里根。

  道尔顿·特朗勃（1905-1976）曾于1943年加入美共，为《罗马假日》、《出埃及记》等著名电影担任编剧，因麦卡锡主义迫害而遭到关押与好莱坞封杀资料图

  自从里根1989年卸任总统后，自由派在好莱坞越来越扬眉吐气，而支持共和党的明星却日渐靠边站。从90年代威尔·史密斯主演的情景喜剧《新鲜王子妙事多》（Bel-Air）到汉考克公园，保守派那曾经华丽又强势的好莱坞影响力，相比一头银发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在2016年共和党全代会上对着一把椅子喋喋不休的场景，显得过时又迥异，更不用说7月份在密尔沃基举行的2024年共和党全代会上，七旬老人霍克·霍肯当众撕掉上衣，向依然领着演员工会养老金的特朗普展示忠诚了。

  与此同时，好莱坞的自由派依然沉着坚定。我父亲拥有宾利、阿斯顿马丁、捷豹、保时捷、带“鸥翼”车门的梅赛德斯等跑车以及位于马里布的海滨别墅，但这并不影响他代表全世界受压迫者表达持久的愤怒。他梦想着通过电影治愈美国的一切疾病，这是贯穿他坎坷职业生涯的一种冲动，那就是偷偷把台词、信息和意义塞进电影。作为自诩美国“贵族”的一员——也就是好莱坞的自由派——父亲觉得自身有责任为所有人照亮通往自由与正义的道路，正如乔治·克鲁尼认为他有权单方面宣布，拜登作为“男主角”的档期已结束那样。

  克鲁尼并不是第一位主张自己拥有“神圣政治权利”的好莱坞明星。长期以来，电影明星和政治明星一直在争夺彼此的影响力，试图决定谁是太阳，谁才是围绕太阳旋转的行星。一方面，这种紧张带来了许多非同寻常的关系，比如“鼠党”（美国电影演员组成的非正式团体，观察者网译注。）的彼得·劳福德是肯尼迪妹妹帕特里夏的第一任丈夫；简·方达与汤姆·海登（加州参议员）、施瓦辛格与玛利亚·施莱弗之间曾经的婚姻，还有烹饪节目主持人桑德拉·李与前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之间的恋情。有的关系十分荒诞，比如1972年小萨米·戴维斯用胳膊搂着理查德·尼克松——现在有人声称，这段情谊源于戴维斯试图想尽一切办法减轻巨额欠税负担。

  有些关系则是稍纵即逝。弗兰克·辛纳特拉对美国自由主义的忠诚以一种最好莱坞的方式轰然倒塌。当肯尼迪总统造访加州棕榈泉（Palm Springs）市时，他没选住在辛纳特拉的家中（尽管后者为此专门搭建了一个直升机专用停机坪），而是住在辛纳特拉的对手、美国演员及歌手宾·克罗斯比（Bing Crosby）的豪宅中。据说，气急败坏的辛纳特拉抡起大锤砸烂了家中的混凝土停机坪。到1980年，这位脾气暴躁的“董事会主席”向里根的竞选阵营捐款400万美元也就不足为奇了。

  渐渐地，华盛顿和好莱坞的王子公主们开始明白，他们终究生活在同一个太阳系——一个以模仿、即兴表演、说服和虚构为生的行业。芝加哥的全代会开到第四天，女演员、政治活动人士凯莉·华盛顿（Kerry Washington）接替了托尼·戈德温的大会主持人角色。她曾在《丑闻》剧集中饰演格兰特总统的情人奥利维亚·波斯特，两位角色在长达七季的连续剧中曾在衣橱、公共停车场甚至是椭圆办公室内亲热。

  而虚构剧情的真实感已经能让观众如此轻易地共情。谁会在乎托尼是不是真正的格兰特总统，谁又会在乎凯莉是不是他的“小三”？就像哈里斯一样，难道凯莉不是在为美国化解危机吗？政治和电影是同一回事，生活模仿艺术，艺术模仿生活。经过124集哑剧般的铺垫，真实与虚假已经失去了各自的特色。

  当然，那些在芝加哥会场高呼口号的美国民众并不在意区分真假。到全代会结束后的周末，这场政治集会已经被各种互联网梗和推文所淹没，每一个段子都可能会触发我们大脑中的火花，但最终会消失在全体美国人罹患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D)的潜意识中。例如，女演员茱莉亚·路易斯-德瑞弗斯（Julia Louis-Dreyfus）过去一周以来闪烁其词地说着“我应该当总统什么的”，就像她在HBO电视剧《副总统》中饰演的角色塞琳娜·迈耶那样。自从哈里斯成为总统候选人以来，这部剧的收视率飙升了超过300%。

  哈里斯成为总统候选人后，美剧《女副总统》（Veep）的收视率出现飙升HBO官网

  路易斯-德瑞弗斯曾在上一届全代会的最后一晚担任主持人，又凭借饰演迈耶的角色6次赢得黄金时段艾美奖，因此当哈里斯获得提名时，这位女演员下意识地想要“额外出力”。于是“卡玛拉-塞琳娜-茱莉亚”成为了一个引发各种议论的组合词。

  这触及到问题的核心：今天美国的政治困境已经超越了真相与后真相时代、事实与另类事实、演员与政客、救世主与骗子等等问题。就哲学家所说的“认识论”，即关于“什么是构成现实”的知识而言，美国人已经迷失了方向。对部分人来说，这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因为好莱坞与华盛顿都会兴高采烈地拥抱模棱两可、令人分心的事物。如果你还没注意到的话，模棱两可与令人分心之物正是能赚大钱的地方。

  当世界上第一位黑人女性亿万富翁走上芝加哥的舞台时，这样的概念得到了证明。奥普拉（Oprah Winfrey，美国主持人和电视制片人）只花了不到15分钟时间就用自己的逻辑击垮过时的好莱坞/华盛顿二元对立。在奥普拉式的逻辑领域里，细微的区别不再重要，比如你究竟是现实中的总统还是在电视上扮演总统。无论是欺骗性还是实质性，这种话术都超越了特朗普那些还停留在20世纪的谎言。

  当哈里斯在台上讲述“明白我们是谁”、“我们去过哪里”和“我们要去向何方”的力量时，全代会已经锁死了台词、潜台词和元文本中每一处可能的细微差别。我们该表示祝贺，尤其是对奥普拉、茱莉亚、托尼和凯莉，祝贺他们重新撮合了一对自出生就被分开的王室双胞胎——好莱坞的名气与华盛顿的权势，并让美国的“贵族”与民粹主义平起平坐。

  这样的野心并非坏事。我父亲至死都珍视他的愿望，那便是为其他人定制最符合他们利益的规则，并随时准备抗议任何与之相反的行为。当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AMPAS）做出争议性的决定，将奥斯卡荣誉奖项颁给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一位在“好莱坞黑名单”时期靠揭发他人成名，在我们家一提起就会被冠以“混蛋”头衔的导演——后，年过八旬的父亲开着他的捷豹汽车从好莱坞山赶到颁奖剧院，站在警戒线对面进行抗议。他站到了威尔希尔大道被视作“底层人”的一侧，不再是一名“贵族”，终于成为了“平民”。